神奇美麗的松桃，是一塊寫滿紅色歷史的圣地，更是一本寫滿革命故事、傳承革命精神的教科書。
    紅色，是松桃這塊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特殊而深沉的歷史記憶，它既包含著那個年代革命先賢們前赴后繼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又包含著革命先賢們勇于創新、接受新思想、向往新生活的理想。
    1924年到1925年5月，賀龍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在苗鄉播下了革命種子，已經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并將繼續開出更加鮮艷的花朵、結出更加豐碩的果實。留下的長征精神，對松桃影響深遠。許多松桃熱血青年如戴獨明、李光庭、騰久榮等等，紛紛加入中國共產黨，追隨組織參加革命，無不在歷史的長河中烙下深深的印記。
    從小出生在一個具有思想、生活上則保持清樸風尚家庭里的革命英雄戴獨明，原名戴德瑩，又名戴蓉，1904年出生在大路的后硐，松桃新教育主要奠基人戴人俊的二兒子，后硐十大歷史名人之一。
    少年時代的戴獨明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熏陶，父親戴人俊為他講解歷代興亡存廢的歷史，給了他深厚的知識底蘊和文化滋養。良好的家風陪伴戴獨明不斷成長。家庭的氛圍、特別是父親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深深影響了他，激發了他強烈的愛國進步思想和救國報國之志。并不僅僅是語言，更多的是潛移默化的作用。嫉惡如仇的情懷，是父親給予他的最寶貴財富。
    戴人俊清光緒甲午科舉人，同盟會松桃分會會員，貴州省參議員，參加“少年貴州分會”的活動，與黔軍參謀長何應欽過從甚密。是一位為民請命的反腐義士，用自己的生命捍衛了最后的尊嚴。
    1919年小學畢業后，15歲的戴獨明隨父親戴人俊來到貴陽，就讀于南明中學。在父親潛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育下，幼小的心靈深處，接受了社會進步思想潮流影響。
    戴獨明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而且有政治抱負，讀書極為勤奮。
    1921年冬，其父戴人俊在貴陽被害后，在時任松桃縣團防局長堂兄戴伯康的資助下，1922年，入漢口共進中學繼續學習。
    此時的武漢三鎮，正是我國民主革命運動的前哨陣地，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運動，此起彼伏。戴獨明在校經常閱讀了大量的進步書刊，國家民族的危難，促進他樸素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進而推動他成為共進中學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堅強戰士。
1925年，“五卅慘案”的消息由上海傳到武漢三鎮，戴獨明聞訊，心底便涌起一股極端的憤怒，那憤怒好似熊熊燃燒的烈火，當即咬破指頭，用殷紅的鮮血寫成一幅“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標語，貼在校門口的提示欄上。他還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義正詞嚴地表示要為死難的同胞報仇，誓雪國恥。這種鏗鏘有聲的民族氣節和激昂的愛國行動，贏得了廣大師生的敬重。表達了積極參加革命斗爭、徹底推翻舊世界的堅定決心。
    1925年秋，戴獨明共進中學畢業，他對那些擁兵自重的軍閥更加深惡痛絕，萌發了投筆從戎的念頭。恰巧這時，在漢口遇到與何應欽有師生之誼的松桃同鄉歐百川。歐百川曾在貴州警察講武學校學習，何應欽是講武學校的校長，得知何應欽正在廣州黃埔軍校任教育長。戴獨明憑借與何應欽的私人關系和歐百川的引薦信，進入了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隊第二隊。
    黃埔軍校是我國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國共合作創辦的軍事政治學校，是近代中國聞名的一所軍事學校，因校址始設于廣州黃埔長洲島而得名。培養了許多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聞名的指揮官。主要將領出自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一至六期，在這所軍校中還曾經有大批貴州籍學員在這里接收教育。黃埔學?；I建之初，軍校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黨代表的參謀長，特殊情況下可行黨代表職權。
    在黃埔軍校，周恩來擔任校政治部主任，著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開革命風尚，清除陳腐污垢，使軍校政治面貌大為改觀。他建立和健全了中共黨團組織，成立了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積極發展黨團員，使中共在黃埔軍校的勢力有了長足的發展。培養了自己的軍事和政治干部。大名鼎鼎的十大元帥如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都是黃埔軍校出身的將領。
    戴獨明在校參加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積極宣傳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堅定地擁護“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主張，并積極投身于聯合會的各種活動。
    1926年3月，蔣介石陰謀制造“中山艦事件”，戴獨明旗幟鮮明地揭露事件真相。雖然出生于書香門第，但他打算投筆從戎，毅然決然要跟共產黨走。之后，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逐步成長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同年7月，戴獨明軍校畢業，經過一個短期特別訓練班，被分配到周逸群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左翼宣傳隊工作，參加北伐戰爭。
    1927年2月，戴獨明調任國民革命軍獨立15師（師長賀龍）第2團（團長歐百川）指導員。同年6月，獨立15師改為暫編20軍，調任該軍第3師（師長周逸群）2團指導員，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
    八一南昌起義，舉世震動。賀龍被任命為總指揮，其領導的20軍亦成八一南昌起義主力之一。周逸群和劉伯承一起協助賀龍制定起義的行動計劃。起義勝利的第3天，葉挺、賀龍領導的起義部隊奉中共中央命令，按原計劃相繼撤離南昌，踏上艱難曲折的南下廣東征途，準備到廣東重建革命根據地，堅持開展革命斗爭。進軍至廣東潮汕時，戴獨明升任周逸群師的政治總主任。后因部隊向陸豐、海豐行軍途中，路經一個三面環山的小盆地。第20軍第1、第2師剛剛走過，突然遭到廣東軍閥陳濟棠的第11師的伏擊，將起義軍攔腰切斷。周恩來、賀龍、葉挺指揮部隊奮起還擊，但因部隊長途行軍，已征戰千里，實力大減，給養困難，從南昌帶出來的輜重、重武器甚至大批槍支彈藥遺棄不少。傷亡巨大，士氣受到嚴重影響，遭此突然襲擊，逐漸失去控制，起義軍很快被沖散了。
不論起義成功還是失敗，此時的戴獨明早已下定決心，都要跟著共產黨同國民黨反動派干到底。在與黨組織和部隊失散后，戴獨明心急如焚，坐立不安，一直在打聽部隊的消息。當聽到賀龍、葉挺、劉伯承他們離開部隊秘密經香港轉赴上海去了。他不顧個人安危，趕緊經過香港到上?？嗫鄬ふ屹R龍和周逸群，在白色恐怖之下，茫茫之中沒有找到。他轉由上海到蚌埠，在羅啟疆獨立師部暫任政治部主任。他經常在羅的軍隊中宣傳中共的進步思想，羅對此很反感，不久便與羅意見不和而分道揚鑣。
    1928年夏，戴獨明回到老家松桃后，在縣城找了一份教書的工作。他仍忘不了他的真理信仰，為了民族的未來，到處游說救國救民的政治主張。
    貴州省長周西城得知這一情況后，忙電令松桃縣長緝拿戴獨明。戴伯康得到消息，立即轉告戴獨明，要他暫避風頭。戴獨明連夜從縣城悄悄回到后硐，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不暴露自己的行蹤，他不敢回家里，只能寄宿在左鄰右舍，有時在人家木房天樓上屈就躲藏好幾天，忍寒挨餓?？吹娇h里不斷來人要捉拿戴獨明，有“好心”人以為他犯了什么事，就勸他去自首算。戴獨明斬釘截鐵地說道：“寧可站著死，不可跪著生！”
    妻子喻棣華1925年未滿20歲就嫁給戴獨明，但戴獨明成親后一直在外“神秘闖蕩”，從不向家里透漏真實情況，家人和妻子都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戴獨明回鄉期間，在縣城教書的妻子隱約知道戴獨明是那么事情，要他“迷途知返”。戴獨明果斷地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br />     1929年春節后，戴獨明無時不想方設法找黨組織，待清黨反共的風頭一過，他化裝去銅仁新10師師長謝彬處做客，尋打機會外出。謝彬師不久后改為85師，移駐湖北崇陽，在漢口設立辦事處，主任毛定松，孟溪小寨人，軍需主任戴人海，也是后硐人，是戴獨明的族叔。戴獨明來到漢口，以在謝彬85師漢口辦事處工作為掩護，與中共地下組織取得聯系，隨即在武漢長江局的領導下開始黨的地下工作。
    賀龍和周逸群在湖北洪湖開展革命斗爭，急需槍支彈藥及其他物資，戴獨明勇敢地承擔了這個艱巨的任務。向賀龍周逸群領導建立的洪湖革命根據地運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武器彈藥及軍用物資。
    國民黨政府為截斷洪湖地區的械彈補給，由陸、海、空軍總令部武漢行營發出“運輸械彈特用獨立旅以上護照，其余需用行營護照”的命令，武漢司令部也發出相應通知，嚴禁無照運入械彈。戴獨明利用與85師漢口辦事處主任毛定松的關系，弄到合法的軍用護照，從漢陽兵工廠搞到多批槍彈，一次又一次地安全運進洪湖，有力地支持了洪湖的革命斗爭。
    1931年夏，戴獨明多次偷運武器的事已被國民黨政府覺察，他也聽到了敵人準備下毒手的風聲，他本可先行回避，離開險境，但他臨危不懼，臨難不茍，仍然設法為洪湖蘇區籌措槍彈。一位朋友給他買了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了輪船，但他想，組織上未通知自己離開，毅然下了船。第二天就被逮捕了，拘于漢口陸軍第一監獄。這件事，在1957年3月17日《貴州日報》刊載的夏微(即曾煥成，歐百川的秘書)所寫《憶戴蓉》作如此敘述：“……事前這個朋友得到一點消息，極力勸他離開漢口，并且替他買好了到上海去的船票，送他上船去。不料送他的人前腳下船，他也隨后下來了。問他為什么一定要在這里冒著危險，他說，你勸我走，是朋友的情誼，我沒有得到離開此地的指示，不能避而他去，并且你也一定不愿有這樣一個‘臨難茍免’的可恥朋友，這位朋友只好不再勉強他走。不料第二天(1931年夏)，幾個憲兵荷槍實彈來到85師傳達室，叫傳達丁啟祥把戴獨明喊出來，一句話沒說，就把他抓走了?！?br />     特務妄想從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身上打開缺口，對戴獨明用盡了各種酷刑。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和嚴刑拷打，戴獨明威武不屈，矢志不渝，對黨的秘密守口如瓶。維護了黨，保護了同志，充分表現了共產黨員的硬骨頭精神。經過血與火的考驗，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歷久彌堅，對共產主義的理想更加執著。根據武漢警備司令部“以軍需品接濟反革命處死刑”的命令，戴獨明很可能會被判死刑。在這萬分危急情況下，戴人俊先生的學生、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長、貴州人袁竹樵，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特別事務委員會委員何應欽以及毛定松等貴州老鄉暗中展開營救工作，以及羅啟疆獨立34旅官兵的集體作保，最后只判了15年徒刑。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的召喚下，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開啟全民族抗戰的征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在釋放一切政治犯的協定下，戴獨明獲釋。出獄后，他受盡折磨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本應和在湖北女子師范學校任教的妻子喻棣華一起住下來在家休養。
    泱泱中華，面臨亡種滅國之危機。遼闊的神州大地，抗日的烽火四起。眼前浮現了那血染的戰旗，耳邊響起了那沖鋒的吶喊，槍炮的怒吼。國難當頭之際，戴獨明僅僅在漢口住了幾天，就只身去南京找黨組織分派工作。他很想去延安，因身體十分虛弱，行走不方便，只得暫住同鄉、軍校教官唐必恭處。
    1937年盧溝橋事變及“八•一三”上海淪陷。戴獨明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到蕪湖師管區擔任訓練新兵的工作。同時，去找唐必恭，了解共產黨軍隊（八路軍）駐守的區域位置，由于距離太遠而暫時未成行。
    1937年，在一次運送新兵過長江上前線時，遭到日軍的空襲，戴獨明與全船新兵因船沉不幸遇難，年僅35歲。
    1939年前后，喻棣華已是國民黨松桃支部委員和“反共先鋒”，她得知丈夫早就是中共黨員并“生死不明”后，“追悔莫及”，公開登報申明與戴獨明脫離夫妻關系。
    戴獨明是松桃第一個共產黨員，也是最早參加革命活動的中共早期黨員，在銅仁地區籍人士中其入黨時間之早僅次于周逸群，與曠繼勛、肖次瞻同年入黨。戴獨明是松桃縣籍人士中最早的黃埔軍校學員。在銅仁地區籍人士中是參加黃埔軍校、北伐戰爭、南昌起義為數不多的幾個革命烈士之一。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一生，是不畏艱險、英勇戰斗的一生。